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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俍

国际法是法学体系中一个重要的部门法,也是从事外交事务所不可缺少的工具。随着我国开放政策的实行和对外往来的日益增多,国际法这一学科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.国际法学的研究工作也呈现出一派新气象。在这当中,不少素负盛名的老一代专家学者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国务院外交部大使衔法律顾问、本刊的编委李浩培教授,就是一位这样的老学者。八月的一天,我来到北京朝阳区一幢普通的宿舍楼里,访问了这位著名的国际法专家。

    李浩培先生见我到来,笑着起身相迎。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,但仍然精神矍烁,步履稳健。据说,他过去一直坚持全天上班办公,直到去年,外交部为了照顾他,“命令”他改为半天工作。实际上,李先生在家里也闲不住,每天的工作时间仍是九到十个小时。年近八十的老人,能保持这样大工作量的实在少见。李浩培先生见我表示惊讶,便笑着告诉我:他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极有规律,早晨三、四点钟即“闻鸡起舞,练习太极拳,然后开始工作;上下班不坐车,坚持徒步走路。原来李老这些习惯已坚持了二十多年,难怪他虽年逾古稀,却是身强体健,精力过人。接着,他向我谈起了自己的学海生涯……

    李浩培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,尔后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。一九三六年,已到而立之年的李先生求学之心不泯.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官费留学,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,攻读比较民法、国际公法、国际私法等学科:一九三九年九月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李浩培先生即回国从事律教育。抗战期间,他在四川乐山,担任迁到该地的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兼系主任,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顽强地把法学教育事业坚持下去。抗战胜利后,李浩培先生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之邀,前往杭州筹建浙江大学法学院。

    在旧中国,魍魉横行,民不聊生,战祸连绵。生灵涂炭。在学校中,进步师生屡遭迫害,教育事业备受摧残:李浩培先生目睹这一切,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卑劣行径极为愤慨,曾在《观察》杂志上发表文章,抨击反动政府违法横行,迫害青年。他还曾同伪浙江高等法院交涉,把浙大五位进步学生从拘禁中保释出来。一九四九年,解放大军强渡长江,反动政权土崩瓦解。浙江大学一位与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教授准备逃往台湾,行前力劝李浩培同他一起出走,并以高级职位与优厚报酬相许。李先生坚决拒绝了这一劝诱,他说:“我对这个贪污腐化、治国无能、践踏法律的‘国民政府’已完全失望。代总统李宗仁已任命我为司法院大法官〔注〕,我都拒绝就任,更谈不上追随这个政府逃亡孤岛。我虽不很了解共产党,但看到她既然能够从小到大,最后战胜强大的对手,那么她必然有其优点所在。再说,我没做过对不起人民的事,为什么要害怕共产党呢?”那位教授见李浩培语辞坚决。义无反顾.自知话不投机,只得悄然离去。

全国解软后.先生满怀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工作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,他从杭州来到北京,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外事法规委员会的专门委员.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批外事法规的起草工作。五十年代末期,李浩培又先后担任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和外交学院教授。从六三年起,李老担任了外交部法律顾问。多年来.他凭着目己渊博的学识,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努力工作,做出了很大成绩。多年来.他参加过多次国际法学界的会议。如国际民主法协和亚非法协的会议。另外他也参加了许多重大外交案件的研究和处理工作。

今年二月,李浩培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。先生向我淡起此事时兴奋地说:“建国后,我参加了九三学社,现在还是九三学社的顾问委员会委员。而我更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,现在这一心愿终于实现了。我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,眼着着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大批爱国志,发动了从亥革命到北伐战争一系列的救国运动,可是都失败了。这些历史表明,能够救中国的办法不多了。只有中国共产党。引导中国走上了社主义道路,才使我们的祖国真正强盛起来。因此,我为自己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感到骄傲!”

   李浩培教授在学术研究上一丝不苟.精益求精。他多年从事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学术研究,著述甚多。他撰写的《国际私法总论》和《国籍法的比较研究》等书,受到学术界的高评价。另外,他还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过数十篇专业文章,并担任了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法学卷国际私法的主编。李教授高兴地告诉我,从一九七四年就开始撰写的《条约法概论》一书,全书约四十多万字,现已脱稿。这部书由法律出版社出版,而且将作为展品参加在香港和莫斯科举办的国际书展。这部书的出版,为国际法学界提供了条约法理论方面的重要资料,对这方面的科研、教学和实际工作都将是一个促进。当然,这些成就并没有使这位老学感到满足。据他说,目前他又在准备写作《国际民事诉讼法》一书,而且还准备将来再写一本《国际私法》。百尺竿头.更进一步,把自己的学识无私地留给后人,—-就是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正在思考和正在实践的事业。

    接着,李浩培教授引我看了他的藏书,只见书柜中排列着琳琅满目的外文书籍。他对我说:“当年我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有不少课本是英文的,考取官费留学时,英文考试也十分严格,这祥就使我的英文有了比较牢固的基础。当然.搞学术研究。只会一门外文是不够的。我后来又学习了法文、德文、拉丁文、解故后又学了俄文。多掌握一门外文,就好比多了一只眼睛,就能多看许多资料、从而扩大目己的视野,了解最新的消息和动态。”李浩培教授对外文的精通不仅表现在查阅资料上,他能够运用多种文字翻译著作书籍。他笑着说:“我的法律顾问业务中,有一项就是为外交部的翻译人员在法律专业词汇上提供咨询服务。”由此可见他在外文方面造诣甚高。这些年来,李教授翻译过法文的《拿破仑法典》,沃尔夫所著英文的《国际私法》,德文的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刑法典》、《纽伦堡国际刑事法庭的判决》、菲德罗斯所著的《国际公法》,以及俄文的《美国刑法的反动本质》等许多书籍。说着,李浩培先生还拿出厚厚的一部三册的精装书给我看,不无感慨地说:“这是一部德文的《国际法辞典》,它的内容极为丰富,释文十分详细,是一部难得的工具书。目前世界上这部书还只有德文版,我很想将它翻译成中文。遗憾的是我已上了年纪,力不从心,难于完成这项工作了。而现在有志气有能力的青年人很多,我相信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这部《国际法辞典》的中译版。”一番话语重心长,道出了这位法学前辈对青年一代的期望。

我们的谈话已经进行了两个来小时,尽管天气闷热,李浩培先生却仍无倦意,谈锋甚健,尤其是一谈到我国国际法学界的现状和未来,他更是滔滔不绝。有人说,青年人喜欢展望未来,老年人愿意回味以往。这话也许有些道理,但在李浩培先生身上,绝看不到那种仅仅沉溺于往事的暮气。他虽然已经从事了几十年法学研究工作,取得了很大的成就,但更着眼于法学研究的未来。他说,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国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去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。在党中央拔乱反正以后,国际法学研究象其他学科一样,出现了十分可喜的局面。研究队伍虽然受到十年动乱的摧残,但老一代的专家学者还有不少健在,同时新生力量正在迅速成长,尤其是现在各法律院系都招收了大量的研究生,这批人才潜力极大,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。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的图书资料缺乏和研究设备落后,在一般大学和研究机关,这一问题都普遍存在。当务之急应该是把图书资料和研究设备充实起来,使研究者能够迅速及时地了解世界上最新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,大量占有学术情报资料,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在马列主义指导下深入下去;再一个问题是,目前的研究方法也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提高。做研究工作,不能停留在表面,应当脚踏实地,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,把问题搞深搞透。至于语言工具,当然也是必不可缺的。现在有一些青年同志外文不过关,这就需要补课。搞国际法学研究,对外文不能不精通,而且只会一门外文恐怕还不够,应尽可能地多学两门外文。这样才能站得高,看得远。否则自己的视野就开扩不了,也就限制了研究工作的深入。

李浩培先生最后兴奋地说:“我们中国在历史上有过许多发明创造,对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,这说明我们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绝不比外国人差,在法学研究上也是如此。中央坚持贯彻‘双百’方针,为法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我相信,依靠大家的共同努力,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体系一定能建立起来。本世纪末,我们国家将实现四个现代化,到那时,我们的法学研究也同经济建设一样,会发展到相当的水平,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法学论坛上!”

***

我结束了这次采访,回味起李浩培先生的这一番肺腑之言,不由得一阵阵心潮澎湃。这是一位老法学家满怀激情,在激励我辈后进努力!是的,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展,有象李浩培先生这样的许多老一代优秀学者的引导,有无数青年人的磨砺必需、奋起争先,我们的法学事业必将兴旺发达、如日中天!

 

法学杂志,1984年第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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